马季新作《良渚记》：在神话、历史和现实中完成对良渚文化的一次探索

近期，作家马季推出长篇新作《良渚记》（载《中国作家》2023年第6期），作品融合“虚构+非虚构”的写法对兴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进行想象叙事，围绕考古发掘所见的器物和符号，在神话、历史和现实中完成了对中华史前文明的一次实验性探索。

刊于2023年8月3日《文学报》

兴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现在遍布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一百多处古迹遗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施昕更著《良渚》开始，以良渚为对象的著述频现于世——当然以大量的史学著作为主，但进入21世纪以来，良渚也成为文学审美的对象，由此诞生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良渚三部曲》（赵言）、《良渚》（虞敏华）等；甚至出现了《良渚神鸟》（八爪鱼博士）、《良渚之水天上来》（火东先生）等网络小说。最近，作家兼学者马季推出长篇新作《良渚记》（载《中国作家》2023年第6期），作品融合了“虚构+非虚构”的写法，围绕考古发掘所见的器物和符号等建立故事，在艺术想象的基础上沟通神话、历史和现实，完成了对中华史前文明的一次实验性叙事，在关于良渚的审美书写中独树一帜。

以文学叙事建构关于良渚的历史想象，是《良渚记》最直接的写作目标。尽管经过了近百年的考古探索，后人通过遗迹和遗物对良渚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权力结构和生活场景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加之无任何同期的文字传世，良渚文明扑朔迷离，其真相可能永远都无法用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因此，除了能从文物本身捕捉相对于丰沛的历史只是一鳞半爪的信息外，如何从整体上想象良渚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特别是关于良渚先民的情感心理结构和社会道德伦理，更无法依赖考古来发现和完善。

《良渚记》从历史的空白处进入早已被时间遗忘的人类生活现场，用虚实结合的方式通过人物形象建立起关于良渚文化的整体想象，既是对历史可能性的发现，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创造。一方面，作者对文明的起源做了合情合理的想象、追溯与推演，从刀耕火种到走出丛林，从海上求生到寄居良渚，从巫王合一到人神分野，这些情节描摹出人类在蒙昧初开时的生存现场。作者在安排故事、设计角色时没有囿于历史叙事的严谨规范，不拘于客观逻辑规律的桎梏，而是对历史展开大胆的审美虚构，例如关于巫师开天眼和关于四不像神兽等情节，都通过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将史前文化史给予了具象化的呈现。

另一方面，作者的想象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考古现场和文化史中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使虚构有所根据，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一是选取在考古中发现的有代表性的、为大众所熟悉的良渚器物、神秘符号和建筑遗迹作为锚点，以故事的形式对其生产过程和设计动因进行创造性阐释，既为它们注入了新的文化含义，也使叙述有了实体之物的支撑。作者详写了玉琮王、在多种器物上出现的良渚神徽的制作以及良渚新城的建设过程，以此形成贯穿全书的主线和巫师家族等角色的行动任务，用叙事的方式将良渚文化标识串联在一起，从而型构出早期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图景。

二是将故事与神话相衔接，从古老的原型叙事中发现文明起源时的秘密。从酋长肩上振翅而去的海鸟化用的是青鸟的神话，舜帝重瞳、玉皇大帝在浙江的传说以及文字的创造等都脱胎于神话传说，这些内容的汇入增加了良渚的文化内涵，为存在于想象和言说中的神话和传说赋形。三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本观念作为创设故事的精神基底，以此将器物、符号与神话传说粘合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例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天授神权等早期中华哲学和政治思想，由巫师家族代代相传的《连山》《归藏》二经演绎出《易经》这一中华文化原典的经过，大巫师珣对小巫师琪的教导则是后来儒家中庸思想的萌芽等，这些内容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缘起与良渚的历史合并叙述，以文学的方式再次确认了良渚的文化史地位。

《良渚记》完成叙事并非完全依赖虚构的故事，同时结合了“非虚构”文体的表现手法，在“古文明的种子”“大地散落的册页”和“良渚文明启示录”三个章节中，作者运用“文化散文”的笔法追述良渚文明的发现过程、良渚社会的性质和运作模式、现今良渚遗址的保护和展陈情况以及良渚历史给现实带来的启迪，在形象化的描摹之后给予了全景式描述，对读者了解良渚文化及其历史价值不无裨益。在这些内容中，不仅大量采用史实资料，还将良渚引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序列中进行研究、比较和定位，显示出了作者在飞腾的想象之外又极具科学性的严谨态度和宏阔的文化视野。这种写法不仅使文学获得了历史的支撑，也使历史得到了更加丰盈和温暖的细节呈现，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处理历史题材探索了一条新路径——但也因为加入了“非虚构”的写法，使得《良渚记》很难归入现有的文体类别中，其实验性色彩浓厚，堪称一次文体意义上的创新性尝试。

我们能够将《良渚记》看做一个文学文本而非历史叙事文本，原因在于作品主要通过塑造形象的方法来完成叙事。良渚先民从王到民的个体，都已淹没在莽莽的历史洪流中，作者从文明史、器物和符号中受到启发，塑造了第一代酋长、大巫师珣、小巫师琪、良渚王琮、陪伴小巫师的神兽四不像和九黎族长等角色形象，并赋予了他们人格化的鲜明性格。他们带领或襄助人类的初民从蒙昧的混沌中走向文明，最终建成良渚王国，其中多有感人至深之处。在对形象的塑造中，对人通过发现作为主体的自我从而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是重要的着力点，例如通过梦境对巫师的启示进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从中感受人与兽、自主意识与天命之间的区隔，凸显了作者的现代性视角。

作为世界上仅有的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资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任务，也是文学的特殊使命。在这个意义上，马季的《良渚记》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切入历史现场，以文学书写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形态画像，是文学彰显历史记忆和文化生产功能的一次有效实践。

原标题：《马季新作《良渚记》：在神话、历史和现实中完成对良渚文化的一次探索》

新时代语境下宏大叙事的重构与创新

宏大叙事曾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书写方式，但一段时间以来，评论和创作界有些人不断颠覆、解构、抛弃宏大叙事，嘲笑崇高，放逐理想。宏大叙事仿佛成了陈腐、僵化的代名词，禁锢了创作者的思想，抹杀了创作者的个性。这种倾向将导致文学不再关注社会、时代、国家、民族等重大主题，不再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主流价值，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核逐渐被掏空。

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充满历史理性主义的整体性叙事，关注人的社会性，描绘国家、民族的重大历史、现实场景，刻画伟岸、阳刚的人生形式，张扬和追求理想、道德、崇高等精神价值。所以，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一种叙事立场和审美形式。中外文学史上都曾涌现过一大批宏大叙事的经典作品，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作品取材自国家、民族的重大变化和历史转折，塑造“伟岸的英雄”，融合现实批判性、历史性和人性剖析，成为充满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文学史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思想启蒙、民族解放、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子夜》《红旗谱》《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作品，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民族情怀，展示了宏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其中流淌着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坐标。可以说，整个20世纪，宏大叙事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形成了与时代同步、关注社会现实、探索人生境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

然而，上世纪末以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等思想影响，解构、否定宏大叙事的思潮在我国评论和创作界开始不断涌现，把宏大叙事当作意识形态的代指和政治工具的手段，认为宏大叙事的作品充满空洞的政治说教，严重遮蔽了个人生命价值的表达，限制了丰富人性的挖掘。这些观点都是对宏大叙事的严重扭曲和误解。不可否认，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定时期，有些作品的宏大叙事过分强化了社会价值，忽视了对人物个性化的塑造或者对重大题材做了简单化处理，但不能以此来否定宏大叙事本身，也不能完全抛弃宏大叙事的内在合理性。

在否定宏大叙事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创作从神圣走向了世俗，从崇高滑向了卑微，作品的重大题材、厚重内容和深刻思想不见了，私人生活、物质享乐代替了民族国家寓言的呈现。文学叙事抛弃宏大叙事之后，全力去拥抱日常生活叙事、个人化叙事、身体叙事等，这些叙事虽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叙事方式，拓展了文学叙事空间，却过度泛滥膨胀，走向了与现实和社会隔绝的极端。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张扬“生活流”“凡俗化”的创作理念，放弃作品应有的形而上追求，埋头于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及小人物的“烦恼人生”，呈现的是琐屑平庸、毫无诗意的人生“风景”，完全没有了崇高精神和远大理想。某些新历史小说则大肆消解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专事挖掘放大历史的偶然性，将历史当作游戏和儿戏，从野史逸事中生编一些非理性的奇异故事，完全不顾历史的完整性和目的性，将读者引向迷茫、虚无的历史时空。

个人化叙事本应关注个体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生命体验，注重对社会、人生的探索，但由于盲目搬用西方，将现实、历史、国家、民族等从文学中剥离开去，刻意摒弃文学的社会性，不去聚焦时代变革、国家发展，而是将个人价值、个人体验奉为叙事的核心，并机械地割裂人和社会的各种联系，把个人与社会和集体对立起来，把写作完全当成与社会毫无关系的私人行为。在这些作品中感受不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碰撞和人们整体性的精神状态，更读不到社会重大转型期宏阔的现实生活。有的个人化叙事更是陷入对欲望顶礼膜拜的歧途，沉溺于对物质欲望、本能欲望的书写和认同，将个人化写作演绎成了身体写作、生理写作，在私人体验的狭小空间里自言自语、孤芳自赏，甚至展览身体“隐私”，将创作简化为欲望的宣泄，完全消解应有的理想精神、崇高品格等道德力量，使文学越来越走向粗鄙化、零碎化、庸俗化。

当今，我们国家正处于致力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鲜活的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文学更是有责任用宏大叙事传达时代的脉动，从国家、民族精神的高度，用宏大叙事饱含的历史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现实问题，反映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把对生活的感受、思想情感融入到大的时代之中，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思考，创作出具有家国情怀和思想穿透力的作品。同时，在深刻转型的时期，人们也遭遇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面临许多焦虑和困惑，需要充满价值建构的宏大叙事作品去凝聚精神力量，提升精神境界。

当下文学创作要重构宏大叙事，不是固守原来的模式，而是要在“继承”中超越与提升，要根据时代和语境变化，对宏大叙事给予新的理解和把握，融入新的观念和表现方式，使其不断丰富和创新。

首先要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渗透融合，将国家跌宕起伏的历史镜像、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丰富多彩的社会变革，生动地融于日常生活之中，表达普通的、充满质感的人间烟火，挖掘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不但能拓宽文学作品叙述的空间，还可以大大深化作品叙述的表现力。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叙述中充满生活的温暖，以真挚的感情去面对日常生活，用善良的意愿表达普通人的内心，但又不完全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 而是在描绘日常生活的同时，追寻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内涵，将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相融合，生动表达对现实人生的追问，达到精神价值和世俗情怀的统一。

其次要将宏大叙事与细节描绘和人性探寻相融合。细节饱含着浓重的生活气息，文学作品思想的表达、情节的推延以及形象的塑造都离不开细节的呈现。众多细节累积到一起就可以影响和改变重大事件，文学创作要表现历史和现实场景就不能忽视细节，只有用生动的细节把人物或事物本质逼真地表现出来，才能使宏大叙事丰满、生动和鲜活。同时宏大叙事还要坚持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在国家、民族的重大场景中融进人生表达，在时代大背景的底色下，写出人物的内心，表达深刻的人性。像孙犁那样，“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展现时代风云、表达民族愿望、揭示社会本质又充满艺术感染力的宏大作品。

蔚蓝叙事中的海韵与乡愁

海洋，是人类重要的审美对象，也是散文创作的题材之一。福建依山傍海，海洋不仅是地理环境的核心，更是文化、历史与情感的承载者。因此，海洋书写成为福建作家诠释海洋精神、寄托内心情感的重要方式。比如，舒婷、章武、陈子铭、蔡崇达、萧春雷、朱家麟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切入海洋主题，展现出海洋的雄浑壮阔、神秘莫测以及与人类千丝万缕的联系。

福建海洋文化底蕴深厚，民俗、语言、信仰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色彩，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漳州籍作家陈子铭的长篇历史散文《漳州传》，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与民情风俗的描写，展现了漳州如何在海洋文化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双重影响下，形成“开放、接纳、友爱”的多元文化特质。作品中无论是妈祖信仰、海洋贸易，还是农历正月十一“吃福”的传统习俗，都体现了海洋与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妈祖作为海洋文化的精神象征，承载着福建人对海洋的理解与信念。不少当代海洋散文正是围绕妈祖信仰展开书写，如章武的散文《海峡女神》便以多视角叙述呈现这一主题。作品以回忆儿时渔村妈祖庙祭拜等方式，勾勒信仰在地域的传承；用科学分析追溯信仰起源，将其与海洋生产生活联系起来；借老渔民遇险经历，虚实结合，以现实人物对应妈祖神力，呈现信仰的延续与演变，并通过两岸妈祖庙现状对比及渔民互助，彰显其作为文化纽带的意义。

此外，海洋贸易历史也是福建海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陈子铭的《大海商》浓墨重彩地介绍漳州商人闯荡南洋、东渡台湾、南下 的传奇故事；《历史转折时期的漳州月港》聚焦明朝月港开禁，剖析海洋经济如何推动漳州崛起，进而汇入“一带一路”宏图。这些考据式的叙事，诠释了海洋贸易在福建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散文增添了历史厚重感。通过深入挖掘海洋文化的多重维度，福建当代海洋散文不仅展现了地域与海洋的紧密联系，也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

海洋，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还有生活的广度。福建当代海洋散文书写还聚焦于生活中的海洋，写熟悉的海洋风光、海洋味道以及海边人的故事，展现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

诗人舒婷在散文《我的海风我的歌》中，常以海边人的独特视角，书写海洋与生活的交融之美。她描绘了一个雨后初霁的春晚，乘小渡轮回鼓浪屿时所见的景色。这是只有生长在海边的人，才能目睹的美妙过程，诗人沐浴其中，内心无比温润。在她的笔下，无论是海滨浴场、椰风寨、珍珠湾，还是木栈道与沙滩，都飘满了海的味道。“特别是农历初一、十五，潮水把无数肥美的鱼虾送到近海”，识货懂吃的地道厦门人总是将树下的民间鱼市围得密不透风，形成独具一格的市井风情。此外，舒婷还从历史文化、人员融合、语言变迁写到城市发展，全方位展现厦门的闽南文化特色及其在时代浪潮中的发展变化。

自称“海边孩子”的作家蔡崇达则在《皮囊》中以海边人的故事为切入点，将自然与生命深度交织。在他的笔下，海洋是海边人生存的母体，又以无常的风浪象征命运的不可捉摸。例如，阿小对海洋的依赖与逃离、父亲瘫痪后与海洋力量的对比，尽显生命在自然法则前的脆弱与挣扎。阿太以“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的淡然态度，彰显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哲学。此外，台风、海风、海鸟、海沙、海浪等自然意象，承载着海边人的悲欢离合。蔡崇达通过自然与生命的相互映照，让读者在海边人的故事里，看到了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寻，从而引发深刻的情感共鸣。可见，在海洋散文书写中，海洋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承载着海洋文化中对生命循环与自然力量的敬畏，抒写着作家们真挚的情感与体验。

散文形式灵活、结构自由、主题丰富，是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的文体。近年来，不少散文作家大胆创新，跨学科融入多种元素，为海洋散文注入新活力，其中以萧春雷的《海族列传：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与朱家麟的《厦门吃海记》最具代表性。

《海族列传》借鉴“列传”的体例，为68种中国常见海洋生物“树碑立传”。作品兼具专业性、科学性与艺术性，既严谨地科普了海洋生物的专业知识，又通过细致的文字描绘、生动的插图设计以及纪实的摄影作品，展现海洋生物的形态之美与生态之韵。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为读者提供了一场科学与人文交织的阅读盛宴。

《厦门吃海记》则另辟蹊径，将文化随笔与个人叙事巧妙结合，融历史、民俗、生态等内容为一体，还原了海洋在人类生活中的多重意义。在内容上，作品融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如对渔民生活的细致观察、对海洋物产的深度体验等，这种个人叙事让作品更具亲切感。在结构上，采用短段落设计，每一章围绕一种海洋生物展开，这种灵活的形式让读者可以从任意章节进入阅读，感受海洋的丰富性。在语言风格上，这部散文作品既有文化随笔的严谨性，又有个人叙事的生动性，同时融入闽南特色语言、俚语和谚语，使作品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点。

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福建海洋散文有望继续开拓创新，以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书写海洋故事，传递海洋精神，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展贡献更多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