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开历史叙事散文之篇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渊源深远，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出现很早，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便是最早的可察证的记言文字。
先秦历史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重“记事”，以《春秋》《左传》《战国策》为代表；另一类重“记言”，以《尚书》《国语》为代表。以下便简单介绍这几部著作：
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为我国第一部散文集，成书年代已无法考证，大致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相近。
，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主要记载尧、舜、禹等上古圣君的传说，皆为后人追述，并非时录。
自是言商朝物事，其中《商书·盘庚》，确证为殷代作品，奉为我国记言文之祖，主要讲了盘庚迁都于殷，氏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此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语言引喻生动贴切，至今尚存，如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主要有“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士》《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又教训了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
通过这些记录，反映了周人政治思想及周初的社会风貌，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分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相传史料源于各国史官记述，由战国时人编集成书。
鲜录鲁国大事，而多记小故事议论，篇幅不长，语言隽永，而 则全面具体地记载晋国历史，篇幅长而叙事精彩； 就仅记勾践灭吴之事，开人物传记之先； 就旨在说教，行文委婉。有的地方质朴简省，精炼简明，而有的地方，人物对话却生动丰富，细微入神，极其精彩。
总之，便是史料素材不一，编集时又没有加以修辞润色，故而记言叙事水平参差不齐，风格差异颇大。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提纲，由孔子修订，记载了公元前722～481年鲁国历史，其 记事简而有法，字寓褒贬，文出爱憎 ，多总结兴亡治乱之成败教训，以图显尊王攘夷，正名分，重世风教化之思想。
正如《孟子·滕王公下》，便写了孔子修《春秋》之意图，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这样总结过《春秋》明善恶、重教化的作用，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的语言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即 ”，记事简而有法，语言凝练含蓄，又明白晓畅。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字“克”与“郑伯”的形容，便准确地表明了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标志着我国古代记事散文艺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全面记载了公元前722～468年各诸侯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
《左传》相传为左丘明所编，故而又名《春秋左氏传》，即 以《春秋》记事为纲目，增添了许多历史事实与传说，更为详细出彩地描绘了各类历史事件及人物形貌。
语言简练含蓄，词约义丰，又善于把复杂场面条理清晰地鲜明呈现。 “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
《左传》所体现的思想内涵也如《春秋》一般，即以儒家立场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客观罗列，来总结教训，达到伦理道德的评价，以史为鉴，善恶明分，有警世刺时之效。
在于内容的体现上，不仅记载了各国君位嬗变，谋权夺势之惊云，也写了倾轧火并各诸侯间的欺诈侵掠，更有惊心动魄又宏阔苍凉的战争场面，从千军万马间的厮杀到一隅之地的诡计策谋，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俗遗闻、童谣民歌，一一网罗其中，而且叙事详略得当，剪裁明细，做到
，不谨是实录，还带有合理的臆测虚构，使得情节更为丰润厚实，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又如写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充满了神秘主义，志怪小说之味。 ，有直叙，倒叙，插叙多种，在描写刻画上，也是动态静态，外在内在的形式多变，开古今之先。这里便不举例了，大家品阅便知。
总之，《左传》不论是叙事手法，语言风格，写人物特色，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标志着历史散文的成熟。
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历时240余年，载括东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诸国军政大事，主要讲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的故事及其谋议辩论时的思想体现，展现了一幅战士纷纭，诈伪并行的战国风貌。
作者非一人所撰，多为战国后期纵横家所写，最后由西汉刘向编集成书，取名《战国策》。
《战国策》多记载说客游士，谋臣策士的奇谋异计，故而语言特色上铺排渲染，笔锋犀利，多雄辩之辞，恣肆扬厉，个性鲜明，读来令人叹服。岂非今日金星、郭德纲之流的自嘲斗嘴所谓口才可比拟的。
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失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词。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总之，《战国策》流丽富艳的语言，委折入情的叙事，又比《左传》更加成熟了，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汉代史传，辞赋，唐宋文章，明清小说，记事说理，都受到其雄辩横肆，描摹出彩，连贯流畅的沾溉。
先秦文学的历史叙事散文的著作，大概便介绍到这里，有兴趣的同学可再购书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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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文学叙事/实录精神/本质真实/认识论视角/伦理学视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12JJD750020) 泓峻(1966－ )，男，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汉语文学史的源头，没有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叙事技术堪称成熟的长篇巨制。黑格尔曾由此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①20世纪初期，一些试图通过古代民族神话与史诗的发掘与整理重建民族历史，从而实现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中国学者，虽然通过自己的研究否定了黑格尔这个轻率的观点，但仍然不得不承认，叙事文学在汉语文学的早期，远没有西方发达。王国维甚至认为，直到20世纪初，中国的叙事文学(他在这里指的是叙事诗、史诗、戏曲等体裁)与西方相比仍然“尚在幼稚之时代”。②上述理论家在进行中西方叙事文本的对比时，其着眼点都在以想象与虚构为特征的文学叙事。实际上，充满神话色彩与文学想象力的长篇叙事史诗的缺失，并不能说明汉民族的先民们没有叙事的冲动与叙事的天赋。他们的叙事冲动与叙事天赋，集中表现在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历史叙事中。在此方面，仅东汉以前(这一时间相当于西方的公元纪年之前)，就产生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一大批著作。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史学家不仅创造了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等历史叙事的体例，在记人、记言、记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而且形成了一套独具民族特色的叙事伦理与价值观念。 中国后来的叙事文学，就是从历史叙事中衍生出来的。无论是魏晋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还是以后的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以及在元、明、清时代十分繁荣的戏剧文学，都受到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而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也往往以史家自居，并对历史叙事中崇尚的伦理原则与价值理念有着广泛的认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学者，把历史叙事与史官文化留在汉语文学中的印记，称为汉语文学中的“史传传统”。 历史叙事与史官文化对汉语叙事文学的影响，既体现在题材选择、叙事技巧的使用、文体的模仿等技术性层面，也体现在作者的创作态度、价值诉求等精神层面。所谓的“史传传统”，其实就是把汉语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联结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并赋予其鲜明的民族个性，而其精神核心，则是尊重历史的“实录”精神。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是一条与西方深受本质主义哲学观念影响，追求真实地模仿与再现现实的文学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都存在很大差异的叙事文学传统。然而，不少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往往不加分析地把中国文学“史传传统”所倡导的“实录”精神与西方文学写实传统所追求的“真实性”相比附，甚至将“史传文学传统”与产生于西方特定时期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置换，结果不仅遮蔽了产生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的差异，而且也很容易造成对两种不同文学传统精神内涵的双向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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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3)
不但中国的“史传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不同，而且在如何才能达到各自所设定的真实性目标这一问题上，双方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差异：由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建立在本质主义哲学观念之上，因而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这一理论关注的重点。而中国的“史传文学传统”则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把保障文学真实性的重点放在了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心理层面，而很少讨论作家获得的知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以及通过怎样限制作家的主观性从而达到客观再现等认识论问题。因为中国的史学理论强调，保证历史叙事真实性的关键，是史家的表达是否真诚，以及在面对外在的压力时，史家有没有通过自己的作品说出历史真相的勇气。 从哲学认识论出发，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作为一个作家，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敏锐地观察与感受世界的能力。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甚至认为，“凭着清醒而可靠的感觉，自然而然能辨别和抓住种种细微的层次和关系”的能力，是艺术家“下天大的苦功天大的耐性也补偿不了的一种天赋”，正是这种敏锐地观察事物的天赋，把艺术家与一般人区别了开来。离开了这种天赋，艺术家“只能成为临摹家与工匠”。(12)无独有偶，巴尔扎克也持类似的看法：“要想得到好的东西，就要善于到能够把它发掘出来的地方去进行发掘。生来就有这样才能的人是不多的。虽然所有的作家都有耳朵，可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运用听觉，或者准确点说，不是所有人的才能都是一般高的。”(13) 而且，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看来，一个作家仅有观察与感受事物的能力是不够的，因为凭感官感受到的东西往往只是世界的表面事实。丹纳强调，“不论事实属于肉体或属于道德，它们都有它们的原因；野心、勇敢、真理，各有它的原因。”因此，作为一个作家，“在搜集事实之后，还必须找出原因。”(14)巴尔扎克也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讲，只限于严格摩写现实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博得凡是艺术家都渴望得到的赞扬”，就应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这种原因或那种原因，寻出隐藏在无数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并“对自然里面的根源加以思索，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15) 因此，对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言，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研究事物，并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穿透事物的表面，把世界的深层本质呈现出来，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创造才能。为达此目的，不少现实主义作家给出了大量的可操作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对不同的经验材料的综合：“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相似的人物”，“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16)甚至包括用提取特征的方式对感性材料的加工改造：“艺术家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一定是向同一方向改变，而且是有意改变的，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楚”。“这特征便是哲学家说的事物的‘本质’”。(17)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后来形成的人物性格典型化原则、细节真实的原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原则等等，其实就是在对上述创作经验总结与提升基础上形成的。 如果说基于西方哲学认识论而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总是对表面的事物能否代表真实的知识表示怀疑，对作家分析认识客观对象的能力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的话，基于“史传传统”形成的中国叙事理论，则“对所叙之事总是信心十足，很少表露出迟疑。”(18) 实际上，中国的史学理论尽管十分发达，但既不去追问真实的历史事件是否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相一致这一西方本质论哲学设定的问题，也很少谈论史家所获得的认识是否与事实真相相一致。中国的史学理论认为，保证历史叙事真实性的前提，是历史学家真诚的表达，真诚表达的勇气则来自于史学家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与道义上的担当。刘勰认为“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并把史家的责任具体表述为“居今识古”、“彰善瘅恶”、“表征盛衰”(19)。显然，这是一种分量很重的历史责任，其重要性与神圣性也丝毫不逊于西方理论家为文学叙事设定的揭示历史必然规律的使命。 在中国的史学理论看来，一个承担历史叙事使命的人，要把自己掌握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并非易事，因为许多时候，他们会出于各种需要，如“为尊者讳”、对权贵阿谀逢迎以换取个人利益等，而掩盖篡改事实真相。而那些坚持表达事实真相的人，则常常会因为触动权贵者的利益而承受巨大压力，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己就在《史通·直笔》中叙述了许多良史的不幸遭遇：“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叙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20)在《曲笔》篇里，刘知己列出了种种引起史著失实的情况，除“为尊者讳”之外，还包括史家“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的情况，以及权贵们“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等情况，认为“史之不直，代有其书”。(21)从刘知己在《史通》一书中谈到的引起史著“失实”的情况看，要么是史官出于种种个人利益考虑采取的主动的行为，要么是史官迫于压力被动采取的行为。至于史官由于认识能力的不足而出现的认识性错误，很少被拿出来讨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客观性的关键在于史家的实录，实录的关键在于史家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表达的勇气与伟大的人格力量。 中国的史学理论将历史叙事的真伪问题转换成史家“直书”与“曲笔”问题，实际上是用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叙事伦理问题代替了认识论问题，因为“直”与“曲”的实质，是史家的表达是否真诚，而不是对史实的把握是否正确。这一来自中国史学的伦理学视角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正是在这一视角影响下，作家的许多主观因素，如发愤著书的冲动、爱国报君的情结、忧世伤时的情怀、怀才不遇的愤懑、甚至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叙事动机，不仅不被认为是有可能干扰叙事客观性的因素，而且还被视为作家秉笔直书，抵达历史深处，发现历史真相的前提条件。在这一充满伦理学与心理学色彩的理论视野里，文学家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与把握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他真诚地表达，他的表达就是真实的。主观之真诚与客观之真实不仅密切相关，甚至合二为一。而在西方文学理论里，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是严格区分的一些概念。与中国文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有时候也谈论作家的勇气，但它指的却是一个作家在面对客观对象时，克服自己的主观偏见，超越自己的思想局限的勇气，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排除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干扰。从这一点，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史传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之间在理论旨趣上存在的明显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