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 2025-10-30 12:59:26
近期，作家马季推出长篇新作《良渚记》（载《中国作家》2023年第6期），作品融合“虚构+非虚构”的写法对兴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进行想象叙事，围绕考古发掘所见的器物和符号，在神话、历史和现实中完成了对中华史前文明的一次实验性探索。
刊于2023年8月3日《文学报》
兴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现在遍布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一百多处古迹遗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施昕更著《良渚》开始，以良渚为对象的著述频现于世——当然以大量的史学著作为主，但进入21世纪以来，良渚也成为文学审美的对象，由此诞生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良渚三部曲》（赵言）、《良渚》（虞敏华）等；甚至出现了《良渚神鸟》（八爪鱼博士）、《良渚之水天上来》（火东先生）等网络小说。最近，作家兼学者马季推出长篇新作《良渚记》（载《中国作家》2023年第6期），作品融合了“虚构+非虚构”的写法，围绕考古发掘所见的器物和符号等建立故事，在艺术想象的基础上沟通神话、历史和现实，完成了对中华史前文明的一次实验性叙事，在关于良渚的审美书写中独树一帜。
以文学叙事建构关于良渚的历史想象，是《良渚记》最直接的写作目标。尽管经过了近百年的考古探索，后人通过遗迹和遗物对良渚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权力结构和生活场景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加之无任何同期的文字传世，良渚文明扑朔迷离，其真相可能永远都无法用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因此，除了能从文物本身捕捉相对于丰沛的历史只是一鳞半爪的信息外，如何从整体上想象良渚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特别是关于良渚先民的情感心理结构和社会道德伦理，更无法依赖考古来发现和完善。
...一、从历史记事到历史叙事的飞跃
二、以历史叙事方式全方位叙述历史
三、多种史料的广泛收集与辨别取舍
四、叙事孕育了纪传、纪事本末体雏形
五、首创以文辞叙事的历史文学样本
六、开启了以史为鉴叙事传统之先河
七、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及其标志
作者：马卫东 系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茹志鹃的名字犹如一株倔强生长的百合，既沐浴过革命文学的阳光，又承载着人性书写的雨露。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她，以《百合花》的纯真开启文学生涯，以《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冷峻叩击时代命题，用四十年创作实践编织出一张连接战争记忆、女性命运与历史反思的文学之网。她的短篇小说始终以细腻的笔触触碰时代脉搏，在革命理想与人性真实的张力中建构独特的艺术世界。作为跨越“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茹志鹃的作品既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又在叙事革新中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审其手稿的修改密码、作品的风格嬗变与精神坐标的位移，不仅是对一位作家的纪念，更是对共和国文学发展脉络的深度勘探。
茹志鹃的文学胚胎，孕育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褶皱之中。三岁丧母、十一岁失怙的童年创伤，将孤独与漂泊刻入她的精神基因。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的抉择，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转折，更在苏中公学的战地剧团里，完成了从流离孤女到文艺战士的身份重构。她惯于在炮火间隙记录“竹海雾霭”与“战士额角的汗珠”，这种对细微之美的捕捉，后来凝结为《百合花》中“枪筒插野菊”的经典意象。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渊源深远，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出现很早，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便是最早的可察证的记言文字。
先秦历史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重“记事”，以《春秋》《左传》《战国策》为代表；另一类重“记言”，以《尚书》《国语》为代表。以下便简单介绍这几部著作：
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为我国第一部散文集，成书年代已无法考证，大致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相近。
，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主要记载尧、舜、禹等上古圣君的传说，皆为后人追述，并非时录。
自是言商朝物事，其中《商书·盘庚》，确证为殷代作品，奉为我国记言文之祖，主要讲了盘庚迁都于殷，氏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此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语言引喻生动贴切，至今尚存，如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主要有“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士》《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又教训了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
通过这些记录，反映了周人政治思想及周初的社会风貌，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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