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安大松山墓群为什么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发掘领队来揭秘→
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贵州贵安大松山墓群入选。这是时隔两年,贵州又一考古发现入选考古界“奥斯卡”。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公布,既是考古界的“高光时刻”,也是文博爱好者最期待的“年度考古彩蛋”。能够入选当年度的重大考古发现,除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还要能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
对贵州考古乃至中国考古来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新”在哪里?年度“考古彩蛋”,“彩”在哪里?作为考古小白,我们从这一墓群,能读到怎样的历史信息?
来!听项目领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为你揭秘!
墓地规模大。这是解读大松山墓群的第一个关键词。
在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专家验收会上,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曾用“发掘规模的奇迹”来形容。
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投入近百名考古人员进行科学系统的发掘,共发掘墓葬2192座。
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汇报会上,周必素争分夺秒“炫实力”
“这是迄今为止,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墓地。”周必素告诉记者,该墓群的发掘,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这是西南地区墓地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也是一次开放合作的考古。”
从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延续近1400年的2192座墓葬,这样的发掘成果意味着什么?
作为考古小白,可以简单理解为——“这是一部埋藏于地下的黔中通史。”
在发掘的2192座墓葬中,包含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182座,宋元明时期墓葬2010座。不同时期的墓葬既有延续,更有变化和发展。
该墓群的发掘,建立了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
“特别是在宋代开始出现公共墓地,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充分证明云贵地区在保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同时,华夏文明因素依然一直占主流。”周必素告诉记者,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形成。
墓地持续使用长达上千年,既有延续,更有变化和发展
有趣的是,该墓群还反映了两晋南朝汉夷边界的东移。
“从两晋到南朝,云贵地区治理中心从云南移动到贵州境内。两晋对云南有效治理,南朝汉夷边界东移,牂牁郡地位提升,而郡治很可能就在我们大松山墓群附近区域。”周必素说。
94页PPT汇报,满满全是干货,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更是多到“炫”花眼!
出土文物有多少?4000多件(套)!
在终评汇报会仅限的15分钟时间里,掐时间、讲干货、抛亮点,答重点,是获取更多票数的关键。
家底继续“亮起来”!当现场专家评委还沉浸在“如蜂房般的墓地规模”时,周必素继续展示大松山墓群的又一实力——品类丰富繁多的出土文物。
数量繁多的出土物,让在场专家评委看花眼
“贵州这个墓群的干货太多,看得人眼花缭乱。”
“规模庞大,半年就挖几千座墓,不愧是考古的中国气派!”
全网直播终评现场,不仅为公众“走进考古”打开一扇窗,也成为讲好贵州故事的现象级传播案例。
全网直播终评现场,为公众“走进贵州考古”打开了一扇窗
在出土的4000多件套文物中,种类可以用“无所不包”来形容。其中,不乏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和有机物等。
让人看了犯“密集恐惧症”的墓群,“炫”到眼花的各类出土物,在汇报最后刮起了一阵“最炫民族风”——
这2192座墓葬,有从早到晚一脉相承的石室墓传统;有较为稳定的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更有持续不变的审美情趣。
总体来说,大松山墓群早段以汉文化为主、地域文化为辅,晚段则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
在十大考古终评项目汇报会上,周必素给出了最新研究成果:“黔中地区这一使用石室墓,喜欢用珠子、铃、插戴铜长发钗和银梳背的头饰、管状铜项饰、纹饰精美的铜戒指、手镯等传统,以及釉陶罐牛角纹饰,均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分析,有可能是苗族。”
正是这样丰富的细节,活化了一个个生动的历史场景,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过程。
“贵州是我国历史与当前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本考古发掘项目实证了从西晋南朝至元明时代,尤其是明代贵州地区与内地的‘文化共性’,而‘文化共性’就是‘文化认同’物化表现,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对此,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刘庆柱认为,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政治意义,揭示了中华文明不断裂的世界之问,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是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考古发现。”
大松山墓地宋代墓葬出土的珠饰和条脱
“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时期,中国西南地区都是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从大松山墓群的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在近1400年中,多民族和谐相处,同时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对于该项目获评年度十大,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霍巍认为,在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中,既有大量的带有中原系统特点的铜镜,也有银梳背、条脱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文物,绘制了一幅长达1400年的历史画卷。
“大松山墓群的发现,让我们以实物的形态,看到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在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生动立体的历史演进过程。”霍巍说。
记者:应 腾

新中国峥嵘岁月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农民在抗旱打井时,不断挖出陶质碎片和陶质的人的肢体以及马匹躯体。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揭开了埋藏于地下2200多年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按其发现顺序,依次定名为1号坑、2号坑和3号坑。从三个俑坑中已发掘出类似真人、真马的陶俑、陶马共8000余件,木质战车百余乘,青铜兵器数万件。气势磅礴的军阵,在地下排列有序,车步骑混合编组,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威震宇内、统一六国的雄伟军容。它们是以写实手法表现人物的庞大艺术群体,造型生动,刻画逼真,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代雕塑史的空白,为研究秦代的历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这是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前后,我国还有几个考古重大发现。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1号、2号、3号汉墓先后在长沙市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挖掘出土。1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全身润泽,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尸,是防腐学上的奇迹。
1975年底至1976年春开始的睡虎地发掘工作,使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简面世。作为我国首次大量发现的秦代竹简,它们有一半以上记载了秦代的法律,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不仅对于历史研究,而且对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贵安大松山墓群为什么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发掘领队来揭秘→
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贵州贵安大松山墓群入选。这是时隔两年,贵州又一考古发现入选考古界“奥斯卡”。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公布,既是考古界的“高光时刻”,也是文博爱好者最期待的“年度考古彩蛋”。能够入选当年度的重大考古发现,除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还要能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
对贵州考古乃至中国考古来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新”在哪里?年度“考古彩蛋”,“彩”在哪里?作为考古小白,我们从这一墓群,能读到怎样的历史信息?
来!听项目领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为你揭秘!
墓地规模大。这是解读大松山墓群的第一个关键词。
在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专家验收会上,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曾用“发掘规模的奇迹”来形容。
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投入近百名考古人员进行科学系统的发掘,共发掘墓葬2192座。
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汇报会上,周必素争分夺秒“炫实力”
“这是迄今为止,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墓地。”周必素告诉记者,该墓群的发掘,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这是西南地区墓地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也是一次开放合作的考古。”
从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延续近1400年的2192座墓葬,这样的发掘成果意味着什么?
作为考古小白,可以简单理解为——“这是一部埋藏于地下的黔中通史。”
在发掘的2192座墓葬中,包含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182座,宋元明时期墓葬2010座。不同时期的墓葬既有延续,更有变化和发展。
该墓群的发掘,建立了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
“特别是在宋代开始出现公共墓地,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充分证明云贵地区在保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同时,华夏文明因素依然一直占主流。”周必素告诉记者,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形成。
墓地持续使用长达上千年,既有延续,更有变化和发展
有趣的是,该墓群还反映了两晋南朝汉夷边界的东移。
“从两晋到南朝,云贵地区治理中心从云南移动到贵州境内。两晋对云南有效治理,南朝汉夷边界东移,牂牁郡地位提升,而郡治很可能就在我们大松山墓群附近区域。”周必素说。
94页PPT汇报,满满全是干货,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更是多到“炫”花眼!
出土文物有多少?4000多件(套)!
在终评汇报会仅限的15分钟时间里,掐时间、讲干货、抛亮点,答重点,是获取更多票数的关键。
家底继续“亮起来”!当现场专家评委还沉浸在“如蜂房般的墓地规模”时,周必素继续展示大松山墓群的又一实力——品类丰富繁多的出土文物。
数量繁多的出土物,让在场专家评委看花眼
“贵州这个墓群的干货太多,看得人眼花缭乱。”
“规模庞大,半年就挖几千座墓,不愧是考古的中国气派!”
全网直播终评现场,不仅为公众“走进考古”打开一扇窗,也成为讲好贵州故事的现象级传播案例。
全网直播终评现场,为公众“走进贵州考古”打开了一扇窗
在出土的4000多件套文物中,种类可以用“无所不包”来形容。其中,不乏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和有机物等。
让人看了犯“密集恐惧症”的墓群,“炫”到眼花的各类出土物,在汇报最后刮起了一阵“最炫民族风”——
这2192座墓葬,有从早到晚一脉相承的石室墓传统;有较为稳定的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更有持续不变的审美情趣。
总体来说,大松山墓群早段以汉文化为主、地域文化为辅,晚段则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
在十大考古终评项目汇报会上,周必素给出了最新研究成果:“黔中地区这一使用石室墓,喜欢用珠子、铃、插戴铜长发钗和银梳背的头饰、管状铜项饰、纹饰精美的铜戒指、手镯等传统,以及釉陶罐牛角纹饰,均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分析,有可能是苗族。
正是这样丰富的细节,活化了一个个生动的历史场景,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过程。
“贵州是我国历史与当前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本考古发掘项目实证了从西晋南朝至元明时代,尤其是明代贵州地区与内地的‘文化共性’,而‘文化共性’就是‘文化认同’物化表现,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对此,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刘庆柱认为,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政治意义,揭示了中华文明不断裂的世界之问,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是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考古发现。”
大松山墓地宋代墓葬出土的珠饰和条脱
“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时期,中国西南地区都是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从大松山墓群的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在近1400年中,多民族和谐相处,同时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对于该项目获评年度十大,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霍巍认为,在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中,既有大量的带有中原系统特点的铜镜,也有银梳背、条脱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文物,绘制了一幅长达1400年的历史画卷。
“大松山墓群的发现,让我们以实物的形态,看到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在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生动立体的历史演进过程。”霍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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