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科技:从军方崛起

大国创新要有平常心，不要动辄就谈颠覆性技术

当下的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力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候。有几个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一是政府比过去有钱。创新是个花钱的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团队，你不能忽视有钱的人怎么想。二是政府的监管手段成为科技创新绕不开的因素，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形成的业态，如果政府不去出台相应的管理规范，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变得遥不可及。三是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对应用场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这些场景大部分掌握在政府和政府掌控的国有企业手中。所以，政府官员的态度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创新主体无法回避的问题。

近来，各级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一些表态，对各类科技创新主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从长远来看未必是好事。

当前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个偏好是对颠覆性技术和“卡脖子”问题的痴迷，各级政府官员涉及科技创新言必谈颠覆性技术和“卡脖子”，好像不是与这二者相关的技术都不值一谈，这种倾向已经反映在各类科技计划和其他政策设计（如上市的准入标准之类）中，但这种倾向背离了科技创新的一些基本规律，有可能让国家科技创新的重心出现偏移。

首先，颠覆性技术不是科技创新的常态。

颠覆性技术是一个稀有品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些国际上公认的颠覆性技术如互联网、GPS、无人系统等，都集中产生在美国，而且这些项目都出现在DAPAR（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组织的军方项目中。因为只有美国的军方才有规模性的应用场景来驱动这类项目，而且也只有军方的场景能够不计成本地帮助这类颠覆性技术迈过从0到1的“死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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