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
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本书分为引言与上下两篇。引言提供了深入透辟的题解，阐述了由无法终结的当代史所延伸出的文学现代性的两种进向，指出本书的用意是在“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名下思考中国文学的当代道路。上篇是理论化、多层面的文学史观照，围绕由“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所引申出的理论命题与文学史议题，探讨了“当代性”、浪漫主义的历史、现代文学传统的延续、“精神中国”的重构、历史尽头的“晚郁”风格等特质，阐明了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抵达的境界。下篇围绕作品分析与对文学史难题的思考展开，共八节，重点探讨“晚郁”作家寻求新变的实践与“越界”的可能性，通过分析作家在探索中的限度与被压抑的可能性，为探索的深化指明方向。下篇以具体例证回应了上篇所分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执守、困境与突围的可能，通过对当代境遇的深入揭示，为上篇的理论建构提供支撑。
观点和方法创新：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源自它与中国现代性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这一观点已成共识。本书开拓性的洞见在于，以“变革”为历史视野，通过辨析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中国文学创造性融会的文学传统经验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追问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实质，进而深入阐发了“无法终结的现代性”这一原创性命题，并最终将“无法终结”的意义归结为现代性这一未竟的事业对中国作家的召唤、希冀与限制，实现对中国当代文学道路高屋建瓴的纵深把握。
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截至2024年4月，本书及前期阶段成果已被引1518次（统计自A&HCI与知网数据库）。在本书由引言与上下篇组成的16个章节中，有14个章节的内容作为前期阶段成果，分别发表于下述CSSCI核心期刊：《文艺争鸣》（6次）、《文学评论》（3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文艺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先锋派的常态化与可能性——关于先锋文学三十年的思考》（单篇发表时的题目为《先锋派的历史、常态化与当下的可能性》）与《他“披着狼皮”写作——从<怀念狼>看贾平凹的“转向”》两章节。
获奖情况：本书获“2019花地文学榜”年度评论奖与首届泰州刘熙载文学评论奖。本书作为《陈晓明文集》的第七卷，入围百道好书年榜·文学类TOP100，入围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并获春风评论奖。本书第十五章《乡土中国、现代主义与世界性——1980年代以来乡土叙事的转向》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单篇发表时的题目为《乡土中国、现代主义与世界性——对八十年代以来乡土叙事转向的反思》）。
陈晓明，1959年生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多年。2003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2016—2020）。2011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2020年起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理论。出版有《陈晓明文集》（八卷），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2022）等2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和评论600多篇。担任教育部教指委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获华语传媒奖文学评论奖（2002）、鲁讯文学奖理论批评奖（2007）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本科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推荐书目
1.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
4. 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
7. 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9.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
1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12.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
13.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
14.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
16. 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17.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18.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田本相、焦尚志：《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20.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
21.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22.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23.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24.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25.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6.温儒敏：《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年。
当代中国文化的哲学诊断
年留复旦大学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任教。曾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联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事部第五届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论》《实践与自由》《被遮蔽的马克思》《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等多部。
本书是俞吾金教授的遗稿，他生前完成了其中的四种批判。为了纪念他，我们将这部未完成稿整理出版，用的还是他写下的书名《新十批判书》。
俞吾金教授在这本书里打算批判我们这个时代的十种意识，它们是：感觉主义、形式主义、历史主义、观念主义、科学主义、意志主义、完美主义、工具主义、虚无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些意识左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让我们的精神变得飘荡无根。
哲学家的命运大概就是这样，他认出了柏拉图洞穴里是皮影在舞蹈，就要告诉世人太阳的光辉下真实的世界。
也许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思维方法比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更加得宠了。有哪位思想家没有声称自己在研究活动中运用了历史方法呢又有哪一位理论家在反驳他人的观点时没有指责他人违背了历史方法呢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方法仿佛成了点金术，能够拯救任何庸俗的见解，并使之成为科学的真理。然而，他们所理解的
要遏制这种历史主义思维方法的蔓延，就必须倡导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观念，那就是历史意识。那么，究竟什么是
历史意识的关键不在于对过去的熟悉，而在于对现在生活本质的先行的、正确的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在研究历史之前先要领悟当代生活的本质。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世界的本质，而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所蕴含的客观的价值导向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独立人格、个性自由、基本人权、社会公正，等等，正是历史意识首先要加以把握的思想内容。只有当一个人把握住了这些思想内容，并自觉地把它们作为主导性的价值引入到对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研究中去时，他才获得了真正的历史意识。
确立自觉的历史意识，就是要认真地贯彻的思维原则。在贯彻这一思维原则时一定要记住，自觉地把当代生活中的本质性的价值导向带入到对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解读中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必须维护历史真实性的原则，即不应该把当代人的思想观念与古代人的思想观念简单地等同起来。换言之，不应该用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去改铸古代人的思想观念，甚至粗暴地把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强加到古代人的身上。
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以历史主义的方法去对待历史，因为在这种思维方法中，当代人作为历史文本的解读者，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本质、当代价值的客观导向和自己的解读立场的先行的、批判性的反思。其实，只要当代人还没有把这种反思理解为正确解读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其解读结果就必定是失败性的，解读者们必定会与历史的本质失之交臂，而最后只能在历史的泡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另一方面，在确立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把历史意识曲解为一种无前提的、无界限的意识的错误倾向，因为这样的曲解会在历史研究中导入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方式，即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从而把历史曲解为一块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生活是，即原初性的、根源性的、基础性的东西，而所有的文本和观念都是，即非原初性的、第二性的、被奠基的东西。尽管现实生活被日常语言所包裹，而日常语言的表达则构成各种不同的观念和文本，但绝不能由此而引申出下面的错误结论，即观念和文本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而现实生活反倒是第二性的、被奠基的。
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人们在解读各种不同的观念和文本时，经常显现出来的态度是只有认同，没有批判。比如，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们的一个通病就是研究海德格尔的，成了海德格尔的信徒研究罗尔斯的，成了罗尔斯的信徒，等等。换言之，人们只看见他们走进某些文本，却从来也没有看见他们走出这些文本。他们不幸成了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却失去了质疑、批判外部世界的向度。
其实，对各种观念和文本进行批判性解读的最深刻的基础仍然隐藏在现实生活中。换言之，现实生活乃是判定各种观念或文本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
一般说来，在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延续中，经典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阅读经典、传承文化是每一代人面临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然而，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不可能在对经典的单纯的注疏和模仿、信奉和崇拜以及的形式主义的解读方式中得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后人的创造性的解读中得以实现。那么，创造式的阅读何以成为可能呢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阅读者是否把自己浸淫在现实生活中，从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考察中提取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把对这样的问题的思索带入到对经典的解读中。事实上，创造式的阅读依然是以先行地思索那些从现实生活中冒出来的重大问题作为前提的。反过来说，以观念主义的方式解读经典，不但不可能造福于当代人，还可能把经典中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掩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