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角：父子宰相家训代代传

桐城张氏家族从迁居桐城，到兴盛发达，特别是入清以后，进入鼎盛时期，被人称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一方面固然得益于张氏子孙深受儒学影响，以及桐城丰富的地域文化的感染，刻苦攻读，通过科举取士而跻入仕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良好的家训、家风的教诲和熏陶。张英、张廷玉总结祖父辈立身立言、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参以切身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训子戒律，为张氏子孙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导向作用，成为张氏子孙代代相传的法宝。

张英才高识广，学问过人，为官之余，致力于经学研究，且在诗文书画诸多方面，均有较高造诣。所著家训《聪训斋语》，子孙累世受益。自刊刻以来，影响广泛。

在《聪训斋语》中，张英指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可以养性。“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为人生颐养第一事”。他认为读书要讲究方法，如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须从小读起。“毋贪多，毋贪名，但读一篇，必求可以背诵”。他非常反对死读书，认为光读书不行，必须学会运用知识；作文章要有“光华”，要做到理明气圆。书读过之后，必须全面掌握和运用，若不能举其词，那无异于画饼充饥；如果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也是“食而不化”，与枵腹无异。可以说张英子孙在科场屡取功名，与他的悉心教诲是分不开的。

持家，张英主张以“俭”为宝。他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等八个方面。他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致仕归乡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他都要求家人，把一年的动支费用，精心筹划，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他对京师同僚“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深感不安。在他六旬之期时，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贺寿，与妻子商量，用设宴之资，“制绵衣袴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扶危济困、帮助他人成为张英一生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处处体现出他“无忤于人，无羡于世，无争于人，无憾于己”的人生追求。

为官，张英认为要以勤政清廉为第一要务。在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偶有挫折，或被降职，最终仍因为其才华过人、处事廉俭而被重新起用或提拔。许多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员，因为有他的保护和举荐，不但免遭不测之祸，而且得到重用。但其亲朋故友，邻里子弟，中进士者多达数十人之众，没有谁因为他的提携而升迁。他要求子弟做到“使我为州县官，绝不用官银媚上官”。

做人，张英主张要以谦让、益人为本。他言传身教，自己居乡时，与人相交“厚重谦和”。张英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与乡民相处，不以宰相自居，而以一位山间老人与百姓来往，遇到担柴人，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说：“如果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如鸾凤，宝之如参苓。”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有理“恕人”。他训诫子孙要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并说“天地不能常盈，而况于人乎？”不仅如此，还要求后人做到“终身让路，不失尺寸”。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训示子孙敬人、爱人、益人，值得称道，令人敬佩。

《澄怀园语》是张廷玉十数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日积月累的人生感受。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同时也是为了不辜负其父张英“承先启后”之意愿。

张廷玉一生身系要职，阅历丰富，其家训以言官、训子、理政为主，给后世留下了有益的启示。他认为奉职应公正自守，不要计较个人毁誉得夫，不能枉法徇私。为此要时时省察防闲。他强调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他要求子孙后人做官“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张廷玉数充乡试、会试总裁，司其柄“公正无私”，努力做到使天下士子“心自静，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他把“居官理事，旌别淑慝”看成是应尽职责，提倡为臣要直谏，“遇事敢言”，即使亏体受辱，也无所畏惧。因此，他把“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惟天下之安而后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努力实行。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官至宰辅，均提倡“廉”当头，着实值得人们深思学习。

在为人处世方面，张廷玉首先要求“一言一行，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于人”。因此，他所认为的人生乐事，并不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伎之靡丽”，而在心之乐不乐。只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才能求得心之真乐。其次，他力主为人厚道，处事要内宽外严，不可苛刻。同张英一样，张廷玉也提倡时时以盛满为戒，不可存放逸之心，“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凡事当极不好处，宜向好处想；当极好处，宜向不好处想”。遇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得意、失意之时，都能做到检点言语，无过当之辞。

此外，张廷玉也痛恶富贵子弟染上纨绔之习，要求子孙正品立身。他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非常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致王公同僚或亲戚朋友“多以俭啬相讥嘲”。他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切不可“染纨绔之习”。他憎恶赌博之陋习，通过引古论今，条分缕析，深刻指出，“赌博之害，不可悉数”。

张廷玉居官清廉、忧民疾苦、劝戒恶习，并训诫子孙践行。他以习见习闻之事，由一己一家而推及于治国平天下，构成其家训的一大特色。清代学者沈树德在评价《澄怀园语》时说：“《澄怀园语》四卷，皆圣贤精实切至之语。修齐治平之道，即于是乎在焉！”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小角）

一、戏娇娥皇子身试法，听训诫螟蛉心生意

话说雍正年间，天下承平。前朝捷报频传，后宫亦喜讯不断。皇帝因偏爱后妃甄氏，竟不顾她戴罪废妃之份，为她抬旗、认宗、养子，复迎入宫中，奉为永寿宫熹妃。未久，那熹妃甄氏果诞下一对麟儿，一男一女，男儿名弘曕，女子名灵犀，甄氏为此受赏晋封贵妃，辅弼中宫。甄氏的二位姊妹，一个是果郡王侧福晋，一个乃慎贝勒嫡妻，其父又起为要职。至此，甄氏一族在朝中风光无两，众人无不艳羡。 　　说罢后宫得意之事，便要论起失意之事。话说三阿哥弘时，因生母齐妃身故，抚育于中宫膝下，已有时日，近年来不加长进，竟让甄氏的螟蛉之子压下一头。那螟蛉之子本是女奴夏金桂之子，因其母模样粗鄙丑陋，先帝以为不堪用，亦为今上所不齿，故而今上在潜邸时，将他交与一老嬷，并不管教。后来为奉甄氏回宫，名正言顺，只好将他称作甄氏之子，这才有了身份。原来皇后正筹谋三阿哥夺嫡之事，不料那三阿哥虽是天潢贵胄，身高位重，自诩阅美无数，却为一后宫女子折腰留情，不顾那女子乃皇父之妾，修下书信、屡屡传情，遣身边随从小厮前去挑逗她。那女子是甄氏之妹，果郡王侧福晋献入宫中的，皇后原想借此发难，可敬贵妃拿出三阿哥那些荒唐尺素充作凭据，众人便知此事因何人而起。皇帝忿而发怒，可终不愿为一小小贵人害了天家颜面，因此上责令瑛贵人自缢了事。至于皇后与甄氏二面，明面虽俱不责怪，只因三阿哥荒唐无赖，心中却对皇后更疏远几分。 　　此事方了，午后之时，甄氏与几位妃嫔于永寿宫闲话。屋头的阿哥、公主们俱顽得一处，堂内笑语盈盈。甄氏正与敬贵妃说体己话，摆弄一尊珐琅彩瓶，屋外忽来个小太监通报，道是四爷到了，甄氏闻声忙起身去迎。原是两个妹子同弘历情重，竟在甄氏前头过去，不待弘历入珠帘内，只把住他的袍摆，一味地喊“四哥”。 　　弘历搀着两个妹妹交给宫人，自行站在珠帘外头，打千请安道：“请娘娘们的安。”敬贵妃挂起笑脸，道：“四阿哥快起来，好生累着了。”弘历谢道：“谢敬娘娘。” 　…

无处安置的灵魂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无论黄雀是书中的人物还是现实的叙事者，仿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无处安置的灵魂。 刚拿到《黄雀记》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余华的《第七天》以一种嘲弄写作自身多于嘲弄现实的审美姿态突兀地砸中我的失望之后，我担忧起商品社会和消费社会下中国当代作家是不是也抛弃了具备艺术质感的文字和具有意义生成价值的叙事，尤其是那些“顶梁柱”（此处或许不该加双引号）的当代作家。余华的《第七天》做不到，苏童的《黄雀记》，起码做到了第一点。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谈到“隐喻”就容易令所谓的内行人想到“整体象征”，“整体象征”或多或少会扯上所谓的“寓言色彩”，然后关于杰姆逊的那一套寓言体系或者关于赛义德的那套东方学就会无厘头地被扯出来。在我看来，这场略显无所事事的叙事跟寓言和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它更多地是苏童在小说探索过程中暴露出的那份失落的艺术退化。 黄雀记黄雀记，全书没出现过明确的“黄雀”的指代意象，但全文叙事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蝉、黄雀刚好是三个指代符号，小说中的主人公仙女、保润和柳生又恰好对应着这三个符号的角色。当然，在某个意义上说，三者谁也没当过真正的黄雀。在这样的前提下，故事仿佛就在象征意味的基调下富有诗意地进行（须知道，“诗意”是苏童的主流评价中比较广泛的一种评价，代表着“南派作家”中的情怀）：穷孩子保润（蝉）在机缘巧合下得到了跟草民女儿仙女（螳螂）约会的机会，做媒的是同龄小康小子柳生（黄雀），结果保润约会未遂还要向仙女讨债，就这一80元人民币的债务造就了一个保润在水塔捆住仙女然后一气而走的机会，做媒的柳生趁着这个就会把仙女强奸了。故事的开端，非常明显的意义指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看到这里的时候，《黄雀记》或多或少能够带给我些惊喜。因为我看到了用力恰到好处的象征，看到了诗中有失、哲中有折、玄中缺悬但总算耐人寻味的文字。可是，从《黄雀记》的第二部分开始，整本书一开始奠定好的叙事基调就被拖沓而繁复的无意义叙事所干扰和瓦解。无论是柳生一家为了掩盖秘密讨好仙女，还是化名白小姐的仙女利用柳生，抑或柳生和刑满出监的保润跟白小姐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都不是最让我质疑苏童的艺术退化的。毕竟，谁来当黄雀本质上干扰不了这部小说的质量。我要质疑的是，这样写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黄雀记》的封底官方宣传文是这样写的：“保润、柳生、小仙女之间的爱恨情仇，从本然之爱开始，以悲剧贯穿终了是《黄雀记》的故事主线。遽变吊诡的是这三位少年间的危险关系，无常青春。一宗荷尔蒙气味刺鼻的强奸案，战栗地歌吟着那个时代的历史，还演绎出无尽的留恋在香椿树街的罪恶渊薮。”我非常反感官方为了博取眼球而拔高小说内涵的做法。这三个到了30岁心智还未长大的主角，根本无法负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从不缺少这样的堕落之人；他们更无从演绎所谓的罪恶，因为他们的卑琐不能令人陷入沉思。一个从小就倔强的穷小孩当了替罪羊，一个从小就爱慕虚荣不劳而获的女人长大了之后比婊子还颠簸，一个稍有头脑的富家公子因一份交易而无法安宁，三者刚一出现，估计很多读者就大概可以脑补到他们的大概下场。整个叙事，没有惊喜，没有情感冲击，更莫谈所谓的“对转型时期社会乱象、个体窘境和国民精神紊乱的特征进行了精准的描摹”。苏童更像是在玩弄象征意味和文字操作，剖开这些，故事其实显得苍白无力，人物的形象更谈不上丰满，甚至非常扁平。 没错，三个人物角色没有艺术可塑性，非常扁平苍白：保润一倔就倔到底，小仙女一烂就烂到底，柳生一怯就怯到底。类似文本中的角色，成功的非常多，前有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近点的有个王琦瑶，《黄雀记》中所体现的人格堕落与人性裂变就像很多大陆婚恋剧那样直白，直白得不用思考，直白得装不下思考。小仙女的角色是最为扁平的，因为每部表现女人堕落的小说中，一定有可以使人陷入深思的心理或社会因素，但小仙女没有，一开始就是不学无术整体幻想的乡村非主流，这样的人若不长点性子，长大后当婊子不很容易很正常的事情么？谁愿意为之陷入深思啊？官方屡次宣传苏童这部新作是对转型时期社会乱象、个体窘境和国民精神紊乱的特征进行了精准的描摹，我想说，不是随便套个“下海经商时期”的故事背景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人感受到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时候“一切向钱看”的憧憬、疑惑和挣扎。没有血肉丰满、神致逼真的角色代入，这份憧憬、疑惑和挣扎还没有一期《新周刊》来得实在真切。同时，三个角色的定位又非常模糊尴尬，虽然都是无处安置的灵魂，但保润是打酱油的吗？小仙女是贯穿全文的大恶魔吗？柳生才是国际大傻逼吧？可能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整部小说跟人性、青春、罪恶半毛钱关系都没，我倒是看到了三个心智成熟不了的乡村非主流相互闹腾的故事，从小时代一直闹腾到大时代，从小事情一直闹腾出大事情——让人无力吐槽的是，闹腾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威胁、争吵；闹腾的情绪都是一样的：口不对心、不甘、不安、愤怒。反而，我觉得最对得起这部小说的象征意味的，倒是保润那位老不死的祖父。如果硬是要我奉承一下官方的说辞，那么，《黄雀记》中的关于祖父的绝大部分环节确实做到了“训诫隐忍、缕罗别致”。 虽然我认为《黄雀记》是苏童艺术退化的表现，但它上面却有很明显的“苏童痕迹”。我看到了《妻妾成群》和《米》。保润玩绳子捆人玩到成瘾，甚至连最后如愿跟小仙女跳舞的时候也要捆住她才能入状态。这让我想起《米》中的主角五龙，想到他出人头地而做米铺老大后，对米所产生的迷癖，把米塞入女人的阴道的场景。我非常欣赏苏童的语言造诣，他的语言介于冗长和简练之间，非常细腻，也非常准确。所谓艺术退化就是，把控着这样细腻精准的语言却刻画不出稍微丰满的人物，表现不出发人深省的话题。一个女人为了钱啥都肯干，两个男人为了这个女人啥都肯干的劣俗情节，不是不可以写，但要写得有意义。 意义消解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或许是苏童过度消费所谓的底层人民。一位作家一旦急于成为某种主流社会情绪和主流期待意向的代言人和发声者，而罔顾艺术自身的规律，忽视文本的意义可容性，过分甚至苛刻地专注于文本中现实容量的灌注，那么，他的作品便非常容易沦为生活题材的粗糙加工。不少作家过往喜欢写穷地方的登徒浪子、窝囊废、山炮等由劣变优的故事，或者从粗鄙中发现细腻的故事，这非常符合中国的“才子佳人”和“大团圆结局”审美，较为典型的是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方方的《风景》。回过头来看《黄雀记》，爱慕虚荣的、性早熟的、富二代等多的是，苏童这次把山炮窝囊废写成山炮窝囊废，把粗鄙写成粗鄙，情感张力上便已经大大削弱。 另外，作家应该保持起码的情感冷静和艺术节制，不要借由艺术的名义实现某种时代勾起的狂躁和喧杂。随便就跨个“通过小人物小地方反映一个时代的剧痛”、“家族兴衰”、“卑微的灵魂”等这些力不从心的话，这跟郭敬明用小时代来绑架式代言一代人的青春没什么两样。 故事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现实中，苏童或多或少把握不住艺术节制，失控的叙事自信使他操作着别具一格的语言去模拟着螳螂的角色，但商品与消费却俨然是他身后的一直狡黠的黄雀。现实，往往比小说存在着更多无处安置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