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化小说与诗化小说的区别

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文学的海洋中孕育着各种各样的小说形式。其中，散文化小说和诗化小说作为两种独特的小说类型，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关注。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散文化小说。散文化小说是一种以散文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小说，它强调故事的叙述和人物性格的描绘，使得读者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人物的命运。这种小说的代表作有《红楼梦》、《西游记》等。这些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人性剖析，吸引了无数读者。

再来说说诗化小说。诗化小说是一种以诗歌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小说，它注重对自然景物、人生哲理等方面的描绘，使得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小说的代表作有《庐山谣》、《离骚》等。这些作品以其优美的诗句和深邃的思想，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瑰宝。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散文化小说和诗化小说的异同。首先，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散文化小说更注重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描绘，而诗化小说则更加注重对自然景物和人哲理的思考。其次，两者的主题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散文化小说往往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而诗化小说则更多地关注于人生哲理和自然景色。最后，两者的风格也有很大差异。散文化小说通常较为平实，而诗化小说则更具有诗意和浪漫气息。

然而，尽管散文化小说和诗化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文学作品，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给读者带来心灵的启迪。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小说形式也在不断地融合和创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英国作家威尔

威尔·塞尔夫（图片来源：Camera Press 拍摄：Francesco Guidicini）

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出版有10部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几部非虚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疯狂的数量理论》（The Quantity Theory of Insanity），《道林：一场模仿》，《走向好莱坞》（Walking to Hollywood），三部曲——《伞》（Umbrella）、《鲨鱼》（Shark）以及《电话》（Phone）。

《卫报》：你的三部曲一共长达1500页，故事围绕着精神病医生扎克·巴斯纳展开，这个角色也经常在你的其他小说中出现。《电话》作为系列的最后一部，还突出了技术的进步和冲突的后果。所以这部小说的容量应该很大？

《卫报》：伊拉克战争在《电话》中是个很重要的事件，你为什么写它？

威尔·塞尔夫：英国好像还没有严肃文学作家写到过伊拉克战争，我认为这是过去20年来我们国家最大的污点。我们对这场战争仿佛集体失忆了，从来没有人提起，现在我们做政治决策时，也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

《卫报》：在写作风格方面，你希望这三部曲获得什么样的成就？

威尔·塞尔夫：小说中的大量细节很值得注意。这真是个悖论，我好像把自己当成是个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家了。但是生活本身就是如此，人们的脑子里总是充斥着大量转瞬即逝的想法。小说中出现的东西往往会给人一种日常的假象，但事实并非如此。

[英]威尔·塞尔夫 著 赵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月

《卫报》：你说你是一个社会现实主义者，但是你的作品很显然都是现代主义的。为什么人们通常会认为现代主义写作是艰深而浮夸的呢？

威尔·塞尔夫：我也不傻，我很清楚读者的喜好。读者喜欢那种明确交代发生了什么事的小说，这一点几乎无可辩驳。我不能强迫读者相信所有小说都得照我这么写，实际上我自己也不这么想。我甚至对自己的写作方式都不是很认同，还有伊弥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 ），还有写《太阳的骨头》（Solar Bones）的迈克·麦考马克（Mike McCormack）——我们都被归类为新现代主义者，我们这些人就该一起被放到一个盒子里，远离主流小说。

《卫报》：你似乎对小说的未来不是很乐观?

威尔·塞尔夫：我认为小说注定要成为一种边缘的文化形式，顺带着还有架上绘画和古典交响乐。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我从1990年开始出书，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英格兰，甚至整个英国，在《猜火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了。

《卫报》：现在的一种普遍说法是，讲故事的重心现在已经转移到影视戏剧领域了。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威尔·塞尔夫：在20世纪，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就像希腊和罗马。电影是依赖于小说的，至少是在发展初期。问题是，现在电影本身的渠道就已经分化得零零散散了：片段播放、流媒体、刻录成光盘、在手机端观看……电影不再需要小说在它背后作为支撑。这对小说来说是一场灾难，当下小说的没落就像自由落体一样。

《卫报》：三部曲已经完成了，你现在在写什么？

威尔·塞尔夫：在写回忆录，这种写作方式非常与众不同，但也很有意思。形式会很像艺术家传记，因为我最近很迷恋这种体裁。回忆录只集中讲述8年间的事情——从我17岁到25岁，对每个人来说这段时期都是智力和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而我与众不同的一点是，这个阶段也正好是我海洛因成瘾的时期。

《卫报》：回顾过去是什么感觉?

威尔·塞尔夫：很矛盾。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多数时候，我都非常不快乐，经常有自杀倾向。但是我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光。

《卫报》：你喜欢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威尔·塞尔夫：我完全是数字化的。我很早就开始习惯数字阅读，现在已经很少读纸质书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数字阅读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会让你更难学到东西。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学生的论文在句法上是一团糟的，因为他们一直都依赖于电脑进行语法纠正。而电脑的这种纠正就像在水里画画，什么都留不下来，学生最终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们这一代算是数字移民，我们还保留着纸质印刷时期的思维方式。

Olivetti Lettera 22打字机

威尔·塞尔夫：说到写作，我的观点则完全相反。我不认同在电脑上进行写作，我过去16年所有的书都是在打字机上写的，那是一台经典的老式Olivetti Lettera 22。

威尔·塞尔夫：我在看一本叫《如何改变你的思想》（How to Change Your Mind）的书，写的是一种新型迷幻药。还有《雅典的泰门》，因为最近可能有一个歌剧的项目。出于消遣，我又重读了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我认为这个作家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

威尔·塞尔夫：我在起草一份伟大女性作家的名单，因为我在学校教授了一门课，课程内容是关于文学的影响力和影响我写作的书籍，我的一个学生发现这些书都是男人写的。我还打算读一些文化背景更多样化的英语文学。我不太喜欢当代小说。我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小说了，我想多花点时间在阅读上。

《狂人日记》借用了西方小说的形式并有意识采用白话文

说起来白话文作品，人们都会想到鲁迅。可是晚清作品的语言风格已经很白话了，为何还要说《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小说？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白话文学了，为何还要把白话文学之开端放在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区别？

《狂人日记》借用了西方小说的形式

上世纪二十年代，茅盾对鲁迅的小说有一个重要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鲁迅先生确实是完全自觉地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转化、发挥，以及独立创造，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狂人日记》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关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是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的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

在艺术表现上，鲁迅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从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反而是通过第一人称主人公的自由联想和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活动。《狂人日记》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限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在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

茅盾同样评价《狂人日记》具有“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而在《狂人日记》超越的象征主义的底色上，是鲁迅先生向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取到的真经。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有许多被广泛誉为“第一”的创造。

其中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是小说的“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角。

白话文体描述了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文言载体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狂人”最后“疯病”痊愈，成为四品道台的候补。

这样一来，小说文本就具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也充分显示出白话文的出色表现能力，前面思路清晰的小序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

在鲁迅先生《狂人日记》横空出世之前，钱玄同他们那帮“新青年”朋友中，已有陈独秀、胡适举起了“白话文学”的旗帜，提出用“活的文字”写“人的文学”，不再摹仿古人的言语和腔调。然而旗帜归旗帜，用白话写成的文学还只是空想似的理想。

然后石破天惊，《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次用口语式的白话直接发出一个“活人”的声音。鲁迅先生并没有写过倡导“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论文，但他实打实地写出了第一篇白话体短篇小说。

并且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第一次使用了现代的标点符号。他大量使用问号、叹号、省略号，并将这些标点符号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它们参与了文学表达，也让读者读出了“字缝”里更复杂的意思。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最大的“发现”，就是看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这吃人礼教的虚伪，因为“吃人”是不被直接写进历史的，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在每页“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才看得出来。

鲁迅曾学医，写了一个很真实的病人，有真实的原型，但换个角度看，“狂人”又是一个斗士，挑战旧礼教，世人皆醉我独醒。

《狂人日记》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发出了现代中国的第一声“呐喊”，打出了第一记重拳。它在思想内容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揭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并以“救救孩子”为呼声，开启了以“掀翻吃人的筵席”为理想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