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禁书，呈现了一个时代的性文化

在历史上，有一些书籍因为其内容涉及性、暴力等敏感话题而被禁止出版和传播。这些书籍被称为“禁书”。今天，我们将探讨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禁书，它们分别是大明宫词、金瓶梅、玉蒲团和如意君传。

首先，我们来谈谈《金瓶梅》。这部小说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虽然它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但它并不是一部浪漫的爱情故事。相反，它是一部描绘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色情小说，其中涉及了许多性的细节和场景。因此，它被称为四大禁书中的最为人熟知的。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玉蒲团》。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男子未央生在娶妻后，天天淫乐的故事。在受到岳丈的责备后，他决定云游四海。这部小说因为其大胆的性描写而闻名，因此也略有所闻。

第三部禁书是《如意君传》。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和薛敖曹的故事。这个故事充满了感情色彩，让人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最后，我们来谈谈《痴婆子传》。这部小说以一个年已七十，齿落发白的老人倒述开始故事情节。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老人的爱情故事，让人感叹爱情的力量。

总的来说，这四部禁书分别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性文化和社会风气。虽然它们因为其内容而被禁止出版和传播，但它们却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白鹿原》的精髓：人性、历史与文化的多维解读

《白鹿原》作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其精髓并非一言可蔽之。它是一部描绘人性、历史、文化交织的长篇巨著，每一页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深沉的思考。

首先，《白鹿原》的精髓在于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小说通过白嘉轩、鹿子霖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他们既是传统道德规范的践行者，又是现实利益的追逐者。在权力的诱惑和道德的束缚之间，他们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这种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使得《白鹿原》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作品。

其次，《白鹿原》的精髓也在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小说以白鹿村为背景，通过白、鹿两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展现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陈忠实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如权力斗争、家族恩怨、道德沦丧等。同时，他也通过对历史的描绘，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这种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使得《白鹿原》成为了一部具有历史深度的作品。

此外，《白鹿原》的精髓还在于对文化的传承与反思。小说中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儒家思想、家族观念、乡土情感等。通过对这些文化元素的描绘和反思，陈忠实先生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同时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挑战。这种对文化的传承与反思，使得《白鹿原》成为了一部具有文化厚度的作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白鹿原》的情节设置合理而紧凑，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张力和吸引力。从家族恩怨到权力斗争，从个人情感到社会变革，每一个情节都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故事世界。这种情节设置的合理性，使得读者能够沉浸在故事中，与人物共鸣，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

综上所述，《白鹿原》的精髓在于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文化的传承与反思以及合理的情节设置。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马伯庸：在历史小说中找到古今人性共鸣

图：作家马伯庸希望在历史小说中写出古人与今人的共鸣。大公报记者宋伟摄

从《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到《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的作品涉及诸多领域，特别是历史小说具有一种调度复杂人、事、物关系的叙事能力和想像力，充满创意也具备突出的个人风格。近日，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小说《大医．破晓篇》《大医．日出篇》到访大连新华书店，与观众分享新书创作缘起和创作经历。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马伯庸直言，任何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小说，都要找到古人和今人的共同之处，找到人性的共鸣点。“只有把古人和现代人的情感彼此连接，才能说服读者进入到古代世界。”大公报记者 宋 伟

《大医．破晓篇》主角是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一九一○年这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作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三人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医生更加沉重。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晚清时局跌宕起伏，无时无刻不牵扯着三人的命运。他们相互扶持，从三个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三名出色的医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何谓真正的“大医”。

作为破晓篇的续作，《大医．日出篇》讲述进入到民国时代，二次革命、五省大旱、关东大地震、淞沪会战，一次又一次把方三响、孙希和姚英子等红会医生抛至风口浪尖。随着抗战爆发，三个人原本迷茫的前路，在痛苦与抗争中陡然变得清晰起来。如何真正拯救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这无数医者为之寻觅多年的答案，即将喷薄而出。

谈及《大医》系列的创作缘起，马伯庸形容与一次偶然的参观密不可分。“我在2017年去上海华山医院参观，无意中发现这座医院非常有历史。医院有一个很大的院史馆，我参观时看到这座医院始建于1910年，而且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第一座医院，非常有时代意义。”在他看来，具备人道主义救援职责的红十字会医院，历经近代战争、灾情以及诸多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就想到以中国近代医生的视角来看待整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尽管当即就有创作的念头，但马伯庸认为自己当时对医学及近代史的了解研究还比较肤浅，于是又耗时近三年时间学习，直至2019年年底才正式开始动笔。“前后大概写了两年多，最后在2022年年中才开始出版，差不多整部书有80万字，也是我写过最长的一部小说。”

马伯庸坦言，起初是想写一个戏剧性比较强、好看的故事，但随着调研深入，他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想法。“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人物，但大部分公众都不清楚。如果不做专题写作的话，我也不知道。”马伯庸惋惜道，长久以来他们的事迹和贡献都停留在学术圈的范围内，比如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沈敦和先生，中山医院以及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颜福庆先生……他们对中国医学的贡献都非常巨大，但是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关注到这一点。他希望通过文艺的形式传达给读者，曾经有这么一批血肉之躯，为了国民健康，毁家纾难、奋不顾身。

马伯庸谈及创作时最大的困难是医学领域的细节。“写出足够精致的细节才能让读者信服，但我本身并没有医学专业的背景，所以当时找了很多专家来当顾问。”然而，这些医学专家接受的是现代正确的医疗教育，而我想知道的是那个时代很多错误的、过时的医疗手段。“同一种疾病，在每个时代的治疗方式都不一样。”

近两年，马伯庸的小说不断被搬上荧幕，同样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和观众口碑。在谈及是否会要求导演在拍摄时尊重原著，马伯庸直言尊重原著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小说和影视剧两者之间的表达方式，从底层逻辑就不一样。小说是一种诗化的语言，可以天马行空，可以随时补叙、倒叙、插叙，但影视剧是一种视听语言，所有的信息都必须转化成视觉和听觉，这两种情况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

他进一步解释道，不可能有影视剧100%忠于原著，但每次改编我都会跟主创团队深聊，告诉他们小说中读者喜爱的部分，哪些地方需要尽量保留，除此之外的细枝末节就尽管放心大胆地去修改、再创作、再演绎。“只要能做到‘形散神不散’，改编就算成功。”

马伯庸称自己的小说是“历史可能性小说”，故事中经常将主角穿插到真实历史事件之中。在处理其中的虚实关系时，他介绍自己用到了“三层逻辑”，即大事不虚，细节真实，中间一层可以虚构。

“比如写唐代，不能写安史之乱没发生。写三国，不能写诸葛亮不是死在五丈原，历史大事不能动，这就是大事不虚。”而细节真实则反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生活点滴。“比如到了宋代油菜花才大量种植，菜籽油才出现，所以就不能写一个唐代人在家吃炒菜。再比如唐代的女性可以任意外出，而明清封建礼教禁锢下的女性，没有正当理由不能外出。所以在写唐代故事和明清故事时，对女性生活细节的塑造就截然不同。”

纵然中间一层可以虚构，但马伯庸亦指出原创的人物或事件也不能天马行空。虽然可能不符合当时的史实，但要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比如鸿门宴项羽为什么没杀刘邦，历代众说纷纭，但我猜测可能是年龄原因。项羽当时26岁，刘邦50岁，在不到而立之年的项羽看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杀不杀他并不重要。虽然这种猜测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没有任何史料支持，但这种虚构符合人物逻辑和当时人们的认知，就会令读者信服。”

尽管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具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调度复杂人、事、物关系的叙事能力和想像力，但他自己却认为这些只是技术上的难点，而创作真正的难点在于小说的当代性。“之前有一个读者问我，你写的这些历史故事都是已经发生过的，这些历史人物都已经去世了，那和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些事情？”

观众的提问也给了马伯庸一个启发。“任何作品尤其是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创作方向的作品，都要找到古人和今人的共同之处，找到人性的共鸣点。因为只有把古人和现代人的情感彼此连接，才能说服读者进入到古代世界。”

他又以金庸写武侠小说为例阐释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除暴安良的侠客梦，都能够理解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情怀，这种情怀与古代能够连接，这样的小说就会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