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朝的道台、藩台、抚台,谁的实权更高?在这里一文全部能说清楚
随着“清宫宇宙”影视系列的持续推进,观众们对于清朝那些皇帝的故事也越来越熟悉,甚至能细致地描述出他们的过往。确实,大家总是喜欢看那个强大而兴盛的时代,因此“犯我大清,虽远必诛”这种慷慨激昂的气势,特别是清朝初期的“康乾盛世”阶段,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篇章。
随着兴趣的加深,观众的口味也变得更加挑剔,单纯的后宫争斗、尔虞我诈似乎已不能满足大家的胃口——毕竟,若一位帝王终日徘徊在后宫,专注于为女子辩论是非,怎么看都缺乏一些深度和魅力。因此,若是能涉及到前朝政事,剧情的深度就大大提升,观众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乐趣。
此时,一个问题便愈发显得重要,那就是经常出现在剧中的道台、藩台、抚台等官职,它们到底是怎样的职位?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谁的实权更大一些呢?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这些名字的含义。
所谓“台”,其实并不指代具体的官职,而是一种尊称,类似于我们平时尊敬某些人时,常会称呼他们为“道台大人”或“藩台大人”。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抚台”的使用。清朝的官制体系虽然继承了明朝的架构,但经过顺治、康熙、雍正等几代皇帝的调整,其辖区和职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常常会看到总督兼任巡抚,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称呼“抚台大人”就显得有些失礼,简直是降低了职务的地位,拍马屁也拍得不太到位。
言归正传,简单来说,抚台就是巡抚,藩台则是布政使,而道台则有些特别,它并不指代某个固定的职位,而是一种职能分类,像是管理河道的、管理粮道的官员都可以被称作“道员”。——巡抚的职务显然高于布政使,而布政使则高于道员。那么,为什么巡抚的实权会高于布政使,布政使又高于道员呢?
实际上,在明朝,布政使的职责仅限于民政和财政,而没有涉及军事。然而,由于清朝是外族政权,因此在借鉴明朝制度时,他们做了些许调整,特别是在提升巡抚的军政职权的同时,减少了布政使的权力。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逐渐削弱了布政使的权力,直到乾隆十三年,布政使才彻底被定为巡抚的下属。
而原本隶属于布政使的道员,也转变为巡抚的下属。值得一提的是,布政使在清朝的权力相对固定,主要负责一个省的财政工作,以及作为督抚的二把手来执行上级命令。而道员的工作则更为灵活多变,按需求可以负责粮道、屯田等事务。
至于为何巡抚的权力逐渐增大,那就与清朝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了。虽然从宏观上看,清朝的统治时期长达二百多年,尤其是在康乾盛世期间,国家的文治武功都堪称辉煌,但具体到每个朝代,尤其是每位皇帝,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清朝通常被分为前期和后期,其中前期以战争和扩张为主,后期则更多面临内部问题和外部威胁,这也直接影响了巡抚职务的权力变动。
清朝在顺治时期设立了督抚制度,这一改革为后来巡抚职权的扩大奠定了基础。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不断调整,到乾隆中期时,清朝的巡抚制度已形成固定的格局。除了直隶、四川和甘肃三省由总督管辖外,其余各省均设立了巡抚,构成了一种较为稳固的行政结构。随着内外冲突不断,巡抚逐渐成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开始拥有广泛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实权的大小几乎与个人的胆识和能力成正比。
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巡抚的职能渐渐转向军事管理,尤其是在大规模征战的背景下,巡抚常常被赋予重大的军政任务,例如招抚、镇压叛乱等。到康熙时期,巡抚的职责不仅包括了军事指挥,还增加了治理和稳定的任务,特别是在三藩之乱爆发后,巡抚被赋予更多的权力来调兵遣将和保障后勤供应。
随着清朝政权逐渐稳定,巡抚的职责逐步转向经济管理,开始着手处理如钱粮亏空、赋税改革等民生问题。到了乾隆时期,巡抚的权力更是空前强大,不仅在战时担负军务,和平时还肩负起对思想的监管——其中,文字狱的执行便是巡抚的一项重要任务。
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巡抚的职权在历代的不断变革中得到了加强,他们的权力几乎超越了任何其他地方官员。布政使则逐渐被降职为巡抚的属官,主要负责地方财政和民生事务,而道员的职能更加多样化。
从清朝的历史发展来看,巡抚的权力不断膨胀,最终成为一方巨头。然而,这种权力的集中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若皇帝软弱无力,巡抚的实权便容易走向地方割据。事实上,即使像康熙这样手腕强硬的帝王,也曾面临督抚割据的威胁,这也为后期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因此,清朝的政治格局和权力斗争,既有利于稳定局面,也容易导致地方割据的局面,最终成为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宿命。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各大官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原创宋朝兵部、枢密院、三衙都是军事机构,谁更有实权?很少人能说清
众所周知,在北宋之前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的局面充斥着极度的黑暗与压抑。虽然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不过70余年,但却经历了梁、唐、晋、汉、周等多个中原王朝,以及无数小型政权的兴衰更替。百姓在这个时期苦不堪言,国家的整体状况也早已岌岌可危,社会动荡不断。
宋太祖曾有过一番深刻的感慨,他说:“我宁可天下文官皆贪,也胜过武将造反。”他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在他所经历的53年时间内,见证了五代九姓十四帝更替的频繁,国家的局势动荡,像这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实属罕见。尤其是在五代十国的历史背景下,政权更迭如此之快,简直可以说是历史的悲剧。
宋太祖曾亲眼目睹过一次血腥的屠城惨剧,随着柴荣的指挥,他亲自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当他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被斩首,尸体倒在街头,而她怀中的婴儿仍在吸吮着母亲的乳汁时,内心深受触动。他无法忍受这种悲剧,于是下令停止屠杀,这一条巷子里的百姓得以幸免于难。后来,这条巷子被取名为“因子巷”,这也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深刻记忆。
亲历过这些惨状的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后,下定决心要约束军人的权力,努力建立一个更加以文治为主,武力辅佐的治理时代。于是,五代时期的军权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兵部、枢密院和三衙。这三大部门构成了宋朝的军事体制,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
那么,这三个部门分别掌握了哪些军事权力呢?每个部门又有谁真正掌握了实权呢?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争议。首先来看看兵部。兵部作为宋朝三大军事部门中的最古老之一,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周礼》中的夏官大司马职,到了隋唐时期,成为了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之一。在唐朝,兵部是国家法定的军事机构,掌握了最大的军事实权,兵部尚书甚至在某些时期,能够与皇权相提并论。然而,随着唐朝的衰落,兵部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尤其是在五代的混乱局面下,军人对国家法度的践踏达到了极点,传统的军事部门——兵部自然难以幸免。枢密院等新兴部门逐渐分担了兵部的职能和权力。
进入宋朝后,兵部的军事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史料记载,宋朝初期,兵部的职权被枢密院和三班院所侵蚀,兵部并未设置尚书和侍郎,而是由判兵部事的二人处理事务。宋朝的三衙体系逐步形成,兵部的权力越来越微弱。虽然如此,兵部依然是三省六部中的重要部分,历代的传统政治势力并未完全放弃兵部的地位,甚至在元丰改制后,兵部的管辖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
不过,宋神宗对于这种扩权的尝试持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祖宗制度中并没有让兵部掌握过多的军权,因此坚决拒绝将所有权力归兵部。最终,兵部的反扑宣告失败,兵部仅仅掌握了礼仪、武举选拔、民兵及后勤等一些较为边缘的职能。后来的学者普遍认为,在宋朝三分军权的格局中,兵部的权力是最弱的。
接下来谈谈枢密院。枢密院的制度最早源于唐代宗永泰二年,而作为独立的军事机构,枢密院在唐代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部门。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膨胀至顶峰,几乎掌握了所有兵权。尤其是枢密使的设立,标志着枢密院作为一个军事机构的正式开始。唐朝灭亡后,枢密院几乎接管了所有军事事务。
到了宋朝初期,枢密院依然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地位。尤其在战争爆发时,枢密院几乎是唯一的决策机构,有时甚至连中书都不参与军事决策。因此,在宋朝初期,枢密院的权力地位要高于中书。可随着时间推移,枢密院的权力开始逐渐削弱,尤其是在宋真宗以后,枢密院的实际权力大幅度下降。宋仁宗时期,枢密院的职能已经被大量文官所取代,甚至开始出现文官兼任枢密使的现象,这种变化使得枢密院逐渐丧失了作为军事核心的地位。
最终,枢密院的军事权力分散,尽管名义上它依然是最尊贵的军事机构,但它的实权已经不复存在。
最后,三衙四厢的形成与演变,为宋朝的军事体制增添了复杂的结构。三衙分别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而四厢则为不同类型的军队指挥系统。三衙所掌握的禁军,实际上是宋朝的主力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大。禁军和厢军的分布,以及三衙的历史演变,表明宋朝的军事机构虽然权力分散,但三衙依然在实权上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这些部门没有直接的调兵权,但由于三衙的军官直接由宰相推荐,并由皇帝亲信担任,这使得三衙实际上掌握了足以影响整个国家军事格局的实权。随着历史的演变,三衙逐渐成为了宋朝军事制度中最具实质权力的部分之一,直至宋朝后期,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成为了军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通过这样的权力划分,宋朝有效地避免了武人掌权的局面,使得政权能够稳定地运作,但同时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影响。宋朝的军事体制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制度的缺陷,成为后人反思和借鉴的历史教材。
原创宋朝兵部、枢密院、三衙都是军事机构,谁更有实权?很少人能说清
大家都知道,在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历史是一个极其黑暗和压抑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只有70年左右,但它见证了梁、唐、晋、汉、周等中原王朝的更替,以及数不清的小政权纷争,百姓生活困苦,国家四分五裂,社会秩序遭遇严重破坏。
宋太祖曾说过:“我宁可天下文官皆贪,也胜过武将造反。”这句话反映了他对武将掌权的深刻恐惧。在宋太祖的一生中,他亲眼目睹了53年里五代交替,5代9姓14位帝王更迭的历史。那个时期,城头变换的局面频繁,皇帝更替的速度之快,堪称历史之罕见。
在动荡的年代,宋太祖跟随柴荣亲眼目睹了血腥的屠城事件。他记得曾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被砍掉头颅,尸体倒在街道上,而她怀中的婴儿仍在吃奶。深受此景触动的他命令停止了屠杀,让这一条街的百姓保住了性命。后来,这条街被命名为“因子巷”,寓意着母爱与命运的奇妙交织。
经历过这样的一幕,宋太祖在建立宋朝后,决心限制军人权力,试图建立一个文治武备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五代时期的军权被彻底分割,宋朝把军事权力分为兵部、枢密院和三衙三个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三大部门分别掌控了哪些军事权力呢?谁又在这些部门中拥有实际的控制权?这个问题历来没有定论。接下来,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首先看兵部。兵部是三大军事部门中历史最悠久、最具传统的国家军事机构。它起源于《周礼》中的夏官大司马一职,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成为了唐代三省六部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朝时,兵部掌握着最为强大的军事实权,兵部尚书甚至在某些时候能与皇帝争夺权力。
然而,随着唐朝的衰败,兵部的权力也逐渐被削弱,特别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军人主导政权,军人们随意破坏国家法度,实施所谓的“先军政治”,使得兵部逐渐失去实际的掌控力。随之而来的是新兴的枢密院等部门逐步吞噬了兵部的部分权力。
到了宋朝,北宋初年,兵部的权力开始被枢密院和三班院削弱。史料记载,所有兵籍、武官选拔以及军事政令的执行,都归枢密院负责。兵部被降格,不再设立尚书和侍郎,只留下判兵部事的两名官员,主要由京朝官担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不断细分军事职权,三衙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兵部的影响力,最终形成了枢密院—三衙的体制,而兵部几乎彻底失去了实权。但毕竟兵部是三省六部之一,是传统的法定军事机关,所以朝廷的政治力量并未完全放弃兵部。
比如,在元丰改制之后,兵部的权力稍有恢复,甚至有提议废除枢密院,将所有权力收归兵部。然而,宋神宗明确表示:“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这样,兵部最后的反扑被彻底打压。
兵部掌握的职能主要包括大礼、朝会仪卫、武举、非正规军(如民兵、厢军、土军等)、边疆官封、承袭等事务。然而,正如洪迈所说,元丰改制后的兵部“名存实亡”。在后来的学者看来,军权的三分制中,兵部的权力最弱。
接下来是枢密院。枢密院最早设立于唐代宗永泰二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分权,削弱兵部的权力。其职能主要集中在掌控国家的军事事务,包括兵防、边防、戎马之政令的出纳、执行军令等。
枢密院逐渐成为五代时期兵部的最大对手,并且在五代后期,随着武人对政治的主导地位,枢密院的权力迅速膨胀,几乎压制了兵部。进入宋朝初期,枢密院的地位依然强势,能够与中书并肩成为朝廷的两大支柱。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宋太祖决心削弱武人权力后,枢密院的独裁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宋乾德年间,宰相开始参与军事事务,枢密院的权力受到限制,甚至在宋真宗时期,中书的权力再度扩展,开始先于枢密院掌握军事指挥权。到了宋仁宗时期,宰相有时兼任枢密使,甚至到了南宋宁宗时期,宰相的职务与枢密使合二为一,彻底改变了枢密院的传统功能。
最终,枢密院虽然名义上仍为国家的最高军事机构,但在宋朝中后期,其实质性的军事控制力已经大大削弱。枢密院的权力逐渐沦为空有其名的机构,特别是在与中书争夺军事话语权时,枢密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至于三衙四厢,它们逐渐成为了宋朝军权的实际掌控者。三衙包括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四厢则是与其相关的多个军队。这些机构最初是由后周和五代时期的亲卫军发展而来,其军事指挥员大多是皇帝的亲信,最终演变成了掌握大部分实际统兵权的部门。三衙的最高领导者通常直接由宰相任命,而不再经过枢密院或其他传统军事机构的推荐,这样有效避免了枢密院的制约。
通过这种逐渐改变的军事体制,宋朝避免了武人对政权的控制。然而,也正因为过度的文官化,导致了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严重不足,许多战争屡屡失败,尽管有如狄青等出色的将领,他们却最终被政治操作迫害致死,难以发挥应有的军事才能。
综上所述,宋朝的军事制度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制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武人干政,却也由于过度的文官干预,使得军事指挥体系逐渐失效,成为了历史上值得深思的典型案例。